文/胡铁瓜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只要你在网上敢说一句儒家不是全是糟粕，立刻就会有人甩给你八个字：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”。紧接着，必然是那句被奉为铁证的话：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”。他们会用一种看透一切的语气告诉你，这就是孔子的核心教义，是中国人当了两千多年奴才的总根源。
现在，请你立刻打开任何一个权威古籍数据库。输入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。
你会看到一个足以颠覆你认知的结果：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荀子》，所有先秦儒家核心典籍里，没有这句话。甚至连后世被骂得最狠的程朱理学著作里，也没有这句话。
一句被亿万人用来钉死孔子的话，一句被当成儒家原罪的话，居然根本不是儒家说的。
那它到底是谁说的？我们骂了上百年的那个“愚忠儒家”，到底是真实存在的，还是一个被精心捏造出来的稻草人？
公元前517年，三十五岁的孔子站在齐国临淄的宫殿里。
对面的齐景公头发花白，眼神里全是恐惧。他在位三十一年，看着田氏家族一步步掏空齐国。田氏用大斗借粮、小斗收粮的办法收买人心，齐国百姓在路上饿死，都只会骂国君昏庸，不会说田氏一句坏话。朝堂上大半官员都是田氏的门生故吏，齐景公连自己的卫队都指挥不动。
他试过所有办法，杀过田氏的人，提拔过自己的亲信，全都没用。他就像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傀儡，每天都在等着爆炸的那一天。
就在这时，孔子来了。
齐景公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抓住孔子的手问：先生，到底怎么才能治好这个国家？
孔子看着他，只说了八个字：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”
齐景公愣了三秒，然后猛地一拍大腿，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：“说得太对了！要是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，就算粮食堆得比山高，我能吃得到一口吗？”
两千多年来，无数人读到这里，都会冷笑一声：看，这不就是教国君维护等级制度吗？这不就是让老百姓老老实实当奴才吗？
他们从来没有问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：如果孔子真是这个意思，齐景公为什么会恍然大悟？
当时齐国的问题，根本不是臣子不听话，而是国君先不像个国君。
齐景公自己修建了绵延几十里的宫殿，养了上千个宫女，老百姓一年的收成，三分之二都要上交国库。他的马厩里养着几百匹骏马，都披着锦绣绸缎，而路边的饿殍连裹尸的草席都没有。
孔子的这句话，根本不是说给臣子听的，是说给齐景公听的。
他的意思是：你想要臣子对你尽忠，你先得像个国君的样子。你想要老百姓拥护你，你先得爱护老百姓。你自己荒淫无道，横征暴敛，凭什么要求别人对你忠心耿耿？
这才是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的真正含义。它不是单向的服从，而是双向的契约。它把责任放在了权力的前面，把义务放在了权利的前面。它告诉所有掌握权力的人：你先尽你的责任，再谈你的权力。
孔子自己就是这么做的。
他后来在鲁国当大司寇，代理宰相。当时鲁国的大权掌握在季孙氏手里，鲁定公就是个摆设。孔子推行“堕三都”，想把权力还给国君。结果鲁定公被季桓子用八十个美女和一百二十匹骏马收买，从此再也不上朝，连祭祀的肉都不分给大臣了。
孔子没有说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，也没有留在鲁国陪着昏君混日子。他收拾好行李，当天就走了。
孔子说：“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”我用道义侍奉你，你不听，我就走人。他还说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国家政治清明，你拿俸禄是应该的；国家黑暗，你还拿俸禄，那就是耻辱。
这哪里是愚忠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政治态度。
如果说孔子的话还留有余地，那孟子的话，就是直接给皇权判了死刑。
孟子比孔子晚生一百七十年。他生活的战国时代，比春秋还要黑暗十倍。各国君主为了抢地盘，动辄斩首几万、几十万。老百姓在战乱和苛政下挣扎，易子而食，析骨而炊，是史书上常见的记载。
就是在这样一个人命如草芥的时代，孟子说出了那句震古烁今的话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
这句话，直到今天读起来，依然让人头皮发麻。
在两千多年前，在那个君主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时代，居然有人敢公开说：人民是最重要的，国家其次，君主最不重要。
这不是什么“朴素的民本思想”，这是赤裸裸的人民主权论。它比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早了整整一千八百多年。
孟子不仅这么说，还敢当着君主的面这么说。
有一次，齐宣王问他：商汤流放夏桀，周武王讨伐商纣，这是真的吗？
孟子说：史书上有记载。
齐宣王又问：臣子杀君主，这是对的吗？
孟子的回答，震惊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：“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。残贼之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
意思是：破坏仁爱的人叫贼，破坏道义的人叫残。这种既不仁又不义的人，我们叫他独夫。我只听说过周武王杀了独夫商纣，没听说过他杀了君主。
你听听，这是什么话？这是在公开告诉所有君主：如果你不行仁政，如果你残害百姓，那你就不再是君主，而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民贼。杀你，不是弑君，是替天行道。
还有一次，孟子跟齐宣王谈论君臣关系。他说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
没有任何含糊，没有任何余地。你把我当兄弟，我就把你当心腹；你把我当牲口，我就把你当陌生人；你把我当垃圾踩，我就把你当仇人杀。
这哪里是奴才哲学？这是在教所有人如何反抗暴君。
先秦儒家的三位大师，孔子、孟子、荀子，没有一个人提倡愚忠。他们一致认为：道义高于君主，人民高于国家。如果君主违背了道义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，那么所有人都有权利反抗他，推翻他，甚至杀掉他。
这才是真正的先秦儒家。它不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，而是站在人民这边，跟皇权硬刚的思想武器。
而这个充满了反抗精神的儒家，死在了公元前134年。
这一年，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儒家的胜利，其实这是儒家的葬礼。
汉武帝要的，不是孔子孟子那个敢骂君主的儒家。他要的，是一个能帮他维护专制统治的儒家。
董仲舒完美地满足了他的需求。
董仲舒做的最恶毒的一件事，就是提出了“三纲”理论：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。
很多人以为“三纲”是孔子说的，这是对孔子最大的污蔑。孔子只说过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，孟子说过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。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，强调的都是双向的责任。君要仁，臣才要忠；父要慈，子才要孝；夫要义，妻才要顺。
而董仲舒的“三纲”，彻底颠倒了这种关系。他用阴阳五行学说胡扯说，君是阳，臣是阴；父是阳，子是阴；夫是阳，妻是阴。阳永远比阴尊贵，所以阴必须无条件服从阳。
从此，双向的契约变成了单向的服从。君主、父亲、丈夫拥有了绝对的权力，而臣子、儿子、妻子只剩下了绝对的义务。先秦儒家那种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的对等精神，被彻底抹杀了。
从这一刻起，儒家就从一个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，变成了维护专制的统治工具。孔子和孟子，也从两个敢于反抗暴政的思想家，变成了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的神像。
但是，即使是这样，儒家的真正精神，也从来没有完全熄灭过。总有一些真正的儒者，他们看穿了统治者的骗局，继承了孔子孟子的衣钵，用自己的生命坚守着道义。
东汉的董宣，当洛阳令的时候，湖阳公主的家奴杀了人，躲在公主府里。董宣就在路上等着，拦住公主的车驾，当着公主的面，把那个家奴拉下来砍了。
湖阳公主跑到光武帝刘秀那里告状。刘秀大怒，要打死董宣。董宣说：“陛下靠圣德中兴天下，却纵容家奴杀良民，以后还怎么治理天下？我不用你打，我自己死。”说完就用头撞柱子，撞得头破血流。
刘秀被他感动了，赦免了他，但让他给公主磕头道歉。董宣坚决不磕。刘秀让人按着他的头，他就用两只手撑着地，硬是不肯低头。最后刘秀没办法，只好放了他，赐给他“强项令”的称号。
南宋的文天祥，兵败被俘。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，许诺给他宰相的位置。文天祥说：“国亡不能救，为人臣者，死有余罪，岂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？”他在狱中写了《正气歌》，列举了历史上所有坚守道义的仁人志士，最后从容就义。
明代的海瑞，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《治安疏》，把嘉靖骂得狗血淋头：“嘉靖者，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。”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提前买好了棺材，跟家人诀别，然后就等着被砍头。
这些人，才是真正的儒家传人。他们不向权贵低头，不向皇权屈服，他们只服从道义。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明，儒家的精神从来没有死。
现在，我们可以回答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：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这句话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
根据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，这句话最早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小说里。
《西游记》第七十八回，猪八戒说：“常言道：‘君教臣死，臣不死不忠；父教子亡，子不亡不孝。’”《封神演义》第二十二回，周文王也说过类似的话。
也就是说，这句话根本不是儒家的教义，而是明清时期的民间俗语。
它之所以会被广泛流传，并且被嫁接到儒家头上，原因非常简单：明清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。
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，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。他搞胡惟庸案、蓝玉案，杀了几万人，把所有可能威胁皇权的人都杀光了。清朝入关之后，更是把专制推向了极致。他们搞剃发易服，搞文字狱，搞闭关锁国，用尽一切办法奴化人民。
在这样一个时代，统治者需要一种宣扬绝对服从的意识形态。他们不能直接说“你们都要无条件服从我”，那样太赤裸裸了。于是，他们就把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这种民间俗语，和儒家思想捆绑在一起，强加给了孔子和孟子。
他们告诉老百姓：这是圣人说的，这是天理。你不服从，就是违背圣人，就是大逆不道。
就这样，孔子和孟子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反专制思想家，被后世的统治者歪曲成了专制制度的代言人。他们所创立的儒家思想，原本是照亮华夏文明的灯塔，却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，变成了束缚人民的枷锁。
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。
今天，封建专制制度早已被推翻了。但是那个被捏造出来的“愚忠儒家”，依然活在很多人的心里。
很多人一提到儒家，就想到愚忠愚孝，就想到封建糟粕，就想到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骂的那个儒家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
他们不知道，真正的儒家，是“仁者爱人”，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是“民贵君轻”，是“从道不从君”，是“天下为公”。
当然，儒家不是完美的。它有时代的局限性，它的等级观念、男尊女卑思想，确实不适应现代社会。这些东西，我们应该坚决抛弃。
但是，我们不能因为洗澡水脏了，就把孩子也一起倒掉。我们不能因为后世统治者歪曲了儒家，就把孔子和孟子也一起否定了。我们不能把董仲舒的账，算在孔子的头上。
真正的儒家精神，从来都不是让我们当奴才，而是让我们当一个有道德、有原则、有担当的人。它告诉我们，在权力面前要保持骨气，在利益面前要坚守道义，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，要挺身而出。
这种精神，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，依然闪耀着光芒。它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也是我们能够在无数次灾难中生存下来，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。
华夏五千年，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。我们有过辉煌，也有过屈辱。但是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，我们这个民族都没有倒下。因为我们有孔子，有孟子，有无数继承了他们精神的仁人志士。
他们就像一座座灯塔，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。只要这座灯塔还在，华夏文明就永远不会熄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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